解放大军进京了，解放大军的总指挥部、中央仍然住在西柏坡，而且还有些重要事情要在这里办理。

一棵古柏的下面，是任弼时的住处。这是个农家的小四合院，院子狭窄得很，好似半截儿胡同。任弼时由陕北来到这里,已经住了七个月。每天清晨,他照例是东方一亮就起床,然后走下高台阶儿,穿过苇塘中间的小路,再到稻田当中的一条大道上去散步。

这天,清早起来,他让警卫员小邵把手枪藏在衣襟下面,两人肩并肩地走着,像是两名战士,一个老兵,一个小兵,一个满脸大胡子,一个嘴上没毛的娃娃兵。遇着种田的老乡,“老兵”总要停下来,问这问那:“一亩田打多少?够吃不够吃?”好像他是专门来做调查研究的。朱老总也爱大早出来转一圈,两个人常常碰在一起,那就会有不少话要说,甚至研究上了工作。小邵虽然不能全懂,但他可以揣摸得出来,说的是中央要在西柏坡召开一次重要会议,不久还要召开政协会呀、建立新中国呀这些大事。  

医生建议任弼时每天出来散步,是让他休息脑子,但他何曾有过一刻的休息呢?散步回来,路过食堂,他又走进去,看看食堂炊事员,嘱咐他们把伙食搞好:“我们的条件还差一些,吃些粗粮也不要紧,只要做好了就愿意吃嘛。这几天要从前线回来一些同志,他们都很辛苦,要尽量搞好一些……”

警卫员小邵站在旁边,默默地听着,心里却在想:在转战陕北的时候,“胡子”就负责中央纵队的安全、后勤等各方面的工作。如今,中央召开重要会议,他仍然要把上上下下都安排周到。

吃过早饭,毛润之、周恩来和任弼时三个邻居,都从“家”里走出来,坐在一棵杏树下面的木墩上。不一会儿,刘和朱老总也来了。他们本来是到主席的办公室去开会,却坐在这里谁也不愿挪动了。他们各自打开一份文件,一边看一边在讨论研究。一直到树影子偏东了,才各回各家。

1948年春，任弼时和家人在西柏坡。

夜静了,任弼时又开始进行他的工作。主席给他派的保健医生米大夫在门外徘徊了很久,终于鼓着勇气走进来,恳切地说:“史林同志,您的血压今天已经超过了二百,原来给您规定的一天工作不能超过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对任弼时来说,那是太少了,无论如何不够他用的。无论哪一天,最少也没下了十小时。工作一忙起来,哪里还想到时间,常常在深夜十二点以后休息,清晨天一亮又要起来,何况这几天正在准备召开会议呢。

任弼时的身体很不好,除了血压一天天增高,还有心脏病和糖尿病，所以主席才给他派来医生,专门照顾他。按他的病情,早该脱离工作专门休养了。可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在这要进行历史转折的伟大时刻,他无论如何也是休息不下来的!所以又根据这个特殊时期的需要,医生给他规定了每天工作不超过四个小时。他的几位伙伴,主席、副主席都劝他注意休息,甚至批评他。别的事,不管大小,他绝不违犯组织纪律,惟独这件事,老是执行不了。只给他四个小时,那怎么行呢?哪天他都工作到四小时的四倍或五倍。

任弼时与陈毅在石家庄

    1949年的3月,任弼时一家,随中央机关迁到了北京,住在香山。因为他的病情逐渐加重,连开国大典都未能参加。

毛润之劝他到苏联养病,意思是让他养好了再回来。但是,没过了几个月,他又由苏联回来了。

    就在这一年的10月份,他的病情突然恶化。主席不让他再工作,刘和周恩来也劝他,把工作全部丢开,一定要先治病。他嘴上答应,实际上还是歇不住。工作一会儿,顶不住了,再躺一会儿。直到最后起不来了,在他意识到已经不行的时候,还在说:“给我的时间太少了!哪怕……”

他的话还没说完,便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

追悼会上,刘说:“他几十年如一日,不声不响,勤勤恳恳地埋头工作,从不计较名誉地位……”陈老总说:“他是人民的骆驼,只为人民贡献,对自己却从来无所求。”

西柏坡红色教育基地立足于革命圣地西柏坡，深度挖掘西柏坡及其周边的红色故事，引导学员感受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采用专题教学、现场教学、体验式教学、红色寻访等多种教学方式，带领学员前往西柏坡红色教育基地、唐县白求恩柯棣华纪念馆、白洋淀雁翎队纪念馆、雄安新区干部培训基地等各个教学点进行深度现场教学和体验式教学，令学员沉浸其中，切实受到触动和净化；学员们边走边学，边学边看，边看边悟；在沿途大巴车上开设“车轮上的红色讲堂”，引人入胜，让学员们处处感悟燕赵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在工作中凝聚智慧、提升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

（来源：中国网）